In the Days of LIU Jingsheng’s Arrest (Chinese version only)

--by Jin YanMing LIU Jingsheng’s wife

 

在劉京生被捕的日子裡──為劉京生入獄十周年而作

(北京)金艷明

 

一、入獄

 

1992年的528日,那個難眠的初夏夜,我永遠不能忘卻。那天,我的丈夫劉京生沒有像往常一樣回家。經過一夜漫長的等待,當窗戶重又放亮時,我心裡產生了不祥的預感。 2天,我聯系劉京生的好友胡石根,找不到,聯系王國齊,也找不到。劉京生的朋友們似乎都失去了消息,我明白:預感中的事終於發生了! 對於他所從事的事情,我不是很清楚,但是,從來來往往的朋友和他們的交談中,我感覺到他們在做著危險的事情。在中國這個政治環境中成長的我們這一代人,對政治有著天生的敏感和畏懼。由於家庭背景的原因,我從小對政治敬而遠之。政治對我們這個滿清遺族來說,等同於“整治”。這種天生的敏感使我覺得劉京生他們很幼稚、天真。但是,我不能阻止劉京生。 我把劉京生徹夜不歸的事告訴了我的公婆。他們陰沉著臉,什麼也沒說。我驚詫他們的沉著。作為早年加入中共組織的中國科學院的中級領導,他們有著太強烈的組織意識和政治原則,連自己兒子的事都不願發表議論。 父親幾天不露面,兒子劉曉光向我要爸爸。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,就騙他說,爸爸出差辦事。由於劉京生曾經做過小商品的生意,也有過外出的經歷,所以兒子當真了,沒再問什麼。 在沉默、壓抑的氣氛中過了半個月。614日的一天早上,幾個警察敲響了我的門。我打開門,看到警察的神情,明白了即將發生什麼。當時我的兒子劉曉光正在屋裡。我告訴他馬上到旁邊樓的爺爺、奶奶家去。 警察向我展示了一張寫著搜查証的紙片,宣布道:“劉京生因為涉嫌反革命罪被刑事拘留了,現在要對你的家進行搜查。”接著便開始翻箱倒櫃。政治,這個我從童年起就被父輩告誡要躲避的東西終於還是找上門來。這是宿命,忘不掉的政治記憶,脫不開的政治噩夢。許是我過於粗心,我從來就沒翻動過劉京生的個人書櫃。警察們從裡面翻出一捆印刷品。他們也搜查我的私人物品,把我搜集的六四期間的資料也抄了出來,盡數沒收。警察走了,我看著被翻得狼藉一片的房間,眼淚一下子涌了出來。我想起了我的兒子。我急忙下樓往公婆的家裡走去。公公陰沉著臉開了門,把我叫一邊小聲說:“曉光一直叫著要去找你,我們沒讓去,怎麼樣?走了?” 我茫然地點點頭,視線一直在尋找我的兒子曉光。 曉光跑過來,我捧著他的臉,使勁地摸。婆婆從屋裡走出來,站在一邊,默默地看著我。我們這一家人都有點呆呆的,隻有不懂事的曉光抓著我的衣服在叫我。

 

二、審訊

 

劉京生被捕,家裡不再有安寧的日子了。派出所的片警上門,市公安局政治處的人光顧。在單位裡,我也成了被“關注”的對像。對於這樣的局面,我並沒有足夠的思想准備,所以難免手足無措。 我不知道該怎樣面對警方的盤問,我不知道怎樣面對同事的目光,我不知道怎樣告訴我的孩子,我不知道怎樣面對未來的生活。 抄家后的半個多月,我接到北京市公安局7處的通知:到7處接受問話。 我利用休假的時間,轉了幾趟公共汽車來到位於北京城南半步橋的7處辦公樓。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年預審和一位青年預審。他們都嚴峻得繃著臉。問話從我是否參與了劉京生的活動開始。 “你知道劉京生做的事嗎?” “不知道。” “不可能,你們夫妻倆生活在一起,他做的事,你難道不知道、不參與?” “你們大概不了解我,我對政治沒興趣,不光沒興趣,我討厭政治。” “別說得這樣無辜。我不相信你對政治沒興趣。” 讓我說什麼呢?我想告訴他,讓我給他講述我的家族背景、我的家傳,讓我告訴他,我從來就沒有申請過加入共青團,讓我告訴他,政治在我看來就是揪斗、就是抄家、就是喊口號、就是人整人?這麼丑惡骯臟的東西,我憑什麼要對它感興趣。 話題一轉,他們又問我:“劉京生平時都接觸什麼人?” “我再說一遍,我對他接觸什麼人沒有興趣。” “你認不認識一個叫胖子的。” 胖子,我想起來了,叫許東嶺,一個充滿活力和熱情的青年。我不知道他的政治抱負,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理念,同他的幾面之交,我隻感覺這個青年人,政治熱情很高,處事城府不深,至少我覺得他不像是搞政治的。 “某年某月某日,有人讓你把某某的東西轉交給劉京生,有沒有這回事?”預審員又問。 “沒有。”我一點沒有猶豫,斬釘截鐵地說。 短暫的沉默,中年預審說,“說不說的結果是一樣的,我們掌握了事實,不會因為你不承認,就不作為証據。你如果不說實話,后果你自己負責。” “如果你覺得我必須承認你所說的事,那我就胡說一氣。” “那倒不必。是事實你必須承認。不是,你也可以否認。我們要求講真話。”

 

“我要說的話就是:沒有這事。” 問話結束了。他們站起身。我也偷偷喘了一口氣。他們要我走到審訊桌前,在那個白白的記錄紙上按下了血紅的食指印。 盤問過后,我要求見劉京生。 “現在不行。”警官回答。 “什麼時候行?”我追道。 “結了案再說。” 此后,我就開始等待結案。一個月過去了,兩個月過去了,???去了。我??次打電話,但是,結果都是一個:“不行。” 我實在忍不住了,憤懣之極。我提筆給寫了一封信,斥責7處無理關押,是借機要挾。我還寫了一首順口溜: 醫生從病人身上掙錢,老師從學生身上掙錢,交警從司機身上掙錢,領導從工人身上掙錢,你們從犯人身上掙錢。 寫完,我覺得出了一口惡氣,把信封好,到家門口附近的一個信筒,將信放了進去。 幾天后的晚上我回到家,婆婆告訴我公安局來電話,叫我去一趟。 我說:“不去。” 婆婆說:“他們怕你不去,還特別提醒說,如果你不去,他們用警車把你帶走。” 我沒說話。兩天后,我又擠上公共汽車,幾次轉車后,坐到了7處預審室那個受審的位置上。 還是那熟悉的預審室,還是那故作威嚴的預審員,他拿著我的信,用略帶憤怒的神情看著我:“這是你寫的吧?” “是。”我答道。 “你知道這是什麼性質?” “這是我對你們執法不公正的宣泄。” “不對,你這是誹謗。告訴你,就憑這一點,我就可以把你也抓進來。” 當時我不知從那來的勇氣,突然站起來,對著他嚷起來:“好啊,你們平白無故抓了劉京生,今天還要抓我。可以啊,抓吧。我今天就不走了,明天把我的孩子也帶來,我們一家三口正好就在這團聚了。” 看我大發雷霆,他的神情反倒緩和下來,露出笑容:“別激動,別激動,有話好好說。”

 

三、誘供

 

取証的工作並沒有結束,警方動用了別的方法。幾天后的下午5點鐘,我出車回來,准備收拾東西下班。休息室門口站著一位中等身材、有些魁梧的年輕人。“你是金艷明嗎?”一個略帶顫音、又似乎有點笑意的聲音。 我注視著他,有點似曾相識,但我並不認識他。 “我是某某。我到過你家,是和劉京生一起組織自民黨的。” 哦,是這樣。這時,一個念頭從我的腦海閃過:大家都被抓了,怎麼他一點沒事呢? 他有點神秘地把我叫到一邊,語氣親切地問我:“你現在怎麼樣?” 我說:“我很好。你們要保重,劉京生坐牢了,你們一定不要再進去了。” 他臉色變得嚴肅地說:“我們都沒事,警察找過我們,但是我們都應付過去了。”說完,還“咯咯”地干笑兩聲。 那聲音在我聽來十分不舒服。就在此時,我忽然注意到他的腰間皮帶上有一個小答錄機。而且我注意到那答錄機的錄音鍵竟然是按下的。這時,我的腦袋一陣暈眩,隻覺得渾身的血都往腦門上涌。 我知道他是誰了,我也知道他是來做什麼的了。我當時有種怒發沖冠的感覺。但是,我努力地克制自己,告誡自己,別沖動,別沖動,看他要干什麼。 說了幾句淡如白開水的話,青年人問我:“最近沒有什麼人來找劉京生嗎?”

 

我說:“沒有。” “哦,如果有人找他的話,告訴他,我們的組織還在,可以和我們聯系。” 我語氣堅決地說:“不可能。不可能有人再找他,我也不會讓他找你們。” 他訕訕地笑笑。 我告訴他要回家了。他便起身和我道別。 我看著那個遠去的粗壯的背影,心裡充滿憎惡,但更強烈的情緒是在譴責劉京生:“愚蠢的劉京生啊,你看看你都結交了些什麼人,看看你身邊都是些什麼人啊?”我永遠地記住了那張胖胖的臉。通過他的來訪,使我發現一個意外的情況:“中國自民黨”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抓了,有些人還很自由,而且,還在繼續從事著所謂的“自民黨”的事情。 這是為什麼?我不能不畫個問號。我永遠地記住了這個名字。 199412月,在審訊劉京生等人的法庭上,我又一次聽到了這個名字。他出具了書面証詞,証實了劉京生等人的犯罪事實。 又是幾年后,在我的朋友、著名基督教活動家劉鳳鋼的婚禮上,我忽然看到一張熟悉的臉。我的心裡一震:是他?我當時還怕我看錯,向另一位朋友詢問:“那個人叫什麼?”當朋友說出那個我永遠不會忘記的名字時,我驗証了自己的猜測:沒錯,就是他。 沒有被抓的不止他一個。一個在自民黨中擔任著核心職責的人也沒有被抓。后來在法庭宣判時,他也隻被判處兩年管制。判決書下來后,我到他家去詢問:“你們明明是大家在一起做事的,為什麼你沒有被抓?為什麼你隻被判處管制?” 他支吾著,講了幾個理由:他的腿有殘疾,是在六四坐牢時被打傷的﹔他沒有老婆,家裡小孩太小,需要有人照顧,所以警方沒有抓他。但是,我覺得這個理由顯然太牽強了。 此后,此人遠離了這個圈子,我再也沒有見過他。 還有一個在這個圈子裡十分活躍的人,可以說,每次他們的會都有他在場,許多人的聯絡都是他負責的。但是,他竟然在被關押一段時間后被釋放了,而且竟然沒有被起訴。 他被釋放后,來到我家。我很不客氣地問起:“我不了解你們的活動,但是,我看你們這些來往的人中,你比任何人都活躍。你們所有的會你都在現場,為什麼你沒事?” 他結巴半天,也沒說出什麼。我又追問:“聽說你認識市委書記?” 他又結結巴巴地說:“那,那是他們說的。” 說實話,我不信。我想也沒有什麼人會相信。此后,他再也沒來我家。

 

四、責難

 

199412月,在經過了漫長的羈押和審訊后,法庭開庭了。 當法庭宣布帶被告進庭時,我迫不及待地站起身。我看見了身體瘦弱、臉色蒼白的劉京生。他顯得很憔悴,走進法庭后,不住地向旁聽席上看。 我特意起身,以使他能看到我。我們的目光終於對視。他的嘴角露出一絲微笑。 法庭最后陳述時,劉京生的聲音低沉、語速緩慢。他對法庭指控的事實一概承認。但是,他不認為自己有罪,而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憲法所允許的,比如結社自由,比如言論自由。最后,他看了我一眼,說道:“我沒什麼后悔的。我隻是對不起自己的家人,對不起自己的孩子,讓他們和我一起受苦了。” 說到這裡,他的聲音略帶哽咽。我的眼睛一下子濕潤了。 后來法庭宣判,劉京生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,胡石根20年,康玉春17年,王國齊11年。這些人在我看來都是些青年才俊。他們中年齡最大的不過41歲,更有人是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。 尤其應當指出的是,有一些人真的很無辜,他們隻是參與一些事情,甚至可能並不清楚“中國自民黨”這個組織的情況,也被判處了較短的刑期。 一個人僅僅為“自民黨”運送過資料就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。 1997年他服刑期滿,來到我家。他神情萎靡,衣著邋遢,看了叫人心酸。 他向我陳述了他淒慘現狀:他的一輛汽車被沒收了,老婆離婚了,年幼的兒子不明緣故地患上精神病。 說著,他開始掉淚,開始向我抱怨起劉京生,告訴我都是劉京生害了他。 我很同情他,但我改變不了他的情況,我也幫不了他什麼大忙。當時,我真想替劉京生說聲對不起,但是,我沒說出口。因為,我覺得我沒有這個資格,我想這話應當等劉京生出獄那天,由他向這些無辜受牽連者說聲抱歉。

 

五、鼓勵

 

我盡力想幫助那些因為自民黨案而受牽連的人。我找到了北京知名的宗教活動人士、北京平安醫院精神科醫生徐永海,請徐永海為他那患精神病的小孩治病。 徐永海是虔誠的基督徒,在北京的圈子裡以為人厚道、樂於助人著稱。別人有難,他每每施以援手,而且決不計報酬。徐永海開始利用業余時間自己出資為他的兒子治病。后來出於種種原因,他的孩子放棄了治療。但是,我永遠地記住了徐永海的忘我和犧牲精神。 提到徐永海,我覺得還應該談談那些在我最艱難的日子裡幫助我的人們。 劉京生被正式宣判的那些日子,是我最迷茫的時候,我感覺到從未有過的空虛、無助。 於今想來,如果沒有劉京生的這些朋友,我真的不知那段日子會怎樣度過。 我忘不了劉青、還有劉念春夫婦,他們的登門看望,給了我極大的鼓勵。有一個在雜志工作的編輯,怕我經受不住這沉重的打擊,隔三差五來看我,陪我聊天,談天說地,轉移我的注意力。我知道他們的好心,我也就盡力做得很輕鬆,表現出我的無所畏懼。我曾經笑著向一位朋友發誓:“我決不會以淚洗面。我會永遠笑著面對生活。” 1993年,王丹剛剛出獄就來到我家。看到我每天上班,兒子的爺爺、奶奶又年事已高,很難照料孩子,他就給我的兒子劉曉光找了個家教,輔導他學習,另外也幫我照料孩子。 更令我難忘的是:一個開書店的朋友潘青,把我叫到他的書店去幫助賣書。一來讓我有事可做,忘卻煩惱,二來讓我掙點外快,補貼孩子的學習費用。我每天早上45點起床去公交公司上早班,下午34點下了班,就往位於海澱鎮的書店趕,直到晚上9點書店關門,我才回家休息。這樣的日子,我過了整整一年。還有魏京生、江棋生,他們那兄長般的關心照料,在我和我的兒子最艱難的時候,給予了我們心理上和生活上無微不至的關照。還有一個人不能不提,那就是北京著名的基督徒王美茹。 結識王美茹是我人生的轉捩點。1998年起,我經常每周一次到她家去參加基督教家庭聚會。1999年,在那個狹窄的兩居室裡,我受洗成為基督徒,從而樹立起我人生的一個裡程碑。對主的皈依,使我的世界觀有了徹底的轉變。 我忘不了這些朋友。10年的時間,我的人生經驗超過了我此前所有經驗的總合。 今年4月底,我接到北京市監獄的來函,通知我528日到監獄探望劉京生。我竟然呆了,這是巧合,還是冥冥中的上帝在昭示什麼? 10年了,無論對於我、還是對於劉京生,這都是一個漫長的日子。10年之后,我應該對劉京生說什麼呢?我想我要把《保衛孩子》交給他。我還要把這篇《在劉京生被捕的日子》交給他。然后,我隻對他說一句:10年啦,我已經不再是當年的金艷明了。

 

2002620日)